「学思平治」韩毓海：宣传、新闻、传播

韩毓海：宣传、新闻、传播

学思平治

宣传、新闻、传播，这三个词的意思不同。宣传是政治性的，新闻是社会性的，传播是技术性的，厘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以为很重要，也很有必要。

如果没有思想，没有价值观，没有路线，没有“主义”，没有斗争，那就没有政治，没有政治，也就搞不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是讲思想、讲价值观、讲主义、讲路线斗争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讲政治、讲宣传、讲真理；不讲政治宣传，不讲真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第一点。

与宣传有区别，新闻是社会性的，用哈贝马斯的话说，新闻属于“市民的公共领域”。当年，亚当·斯密、马戛尔尼这些人，在咖啡馆里谈天说地，传播小道消息，笛福写《鲁滨逊漂流记》，这就是新闻报纸的起源，这些人当然不是不讲政治，而是从个人出发讲政治，他们不是用抽象概念和观念讲政治，而是用故事讲政治，是从个人角度出发，去讲一个宏大的主题。

讲好英国的故事，讲好资产阶级的故事，这是亚当·斯密和笛福这些人的发明。当然，马戛尔尼还力图讲好“中国的故事”，大清王朝的故事，他关于下跪的故事源远流长，骗了许多人，至今还有人信。

讲政治的办法，一个是讲概念，一个是讲故事，一个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一个是从具体的个人出发。有一次，我问一家党报的负责人，报纸哪一版最有读者，答曰“文艺版”，又问哪一版最没有读者，答曰“理论版”。可见，讲政治，不是，起码不全是讲概念，特别不是讲空洞的理论，不是写大块文章——为什么？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好：报纸不是办给干部看的，而是办给人民群众看的，办给人民群众看，那就必须从具体的、特殊的、个别的事物出发。

鲁迅说，所有的文艺都是宣传，但一切宣传并不都是文艺。这也是非常到家的话，宣传与新闻固然都是宣传，但讲好中国故事，并不等于讲好“中国概念”。过去就有人说，党报办得不好看，因为没有新闻。毛主席的意见是：政治标准第一，首先是要讲政治，因此，新闻要有，旧闻也要有，“无闻”也可以有。所谓“无闻”，就是说首先要有政治的。但毛主席也说过，文汇报办得好，特别是新闻办得好，因为生动活泼，如果只有空洞的教条，那个叫“死人办报”——这很好地解释了宣传与新闻之间的关系。

宣传与新闻的关系，从根本上讲，就是逻辑与形象思维之间的关系，观念与故事之间的关系，而这就是黑格尔所谓“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具体的、特殊的、个别的事物，才能达到普遍性，而这就是毛主席所谓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之间的关系，提高与普及之间的关系。毛主席说，所谓提高，是从地上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这话只有他老人家才能说得出来，无比深刻。

宣传与新闻之外，是传播。与宣传和新闻不同，传播是技术。说到讲政治，讲故事，这是我们擅长的，以至于西方也学习我们的经验，中情局曾经在香港办报，办书院，办大学，这都是学习我们的经验。

长期以来，西方讲政治不行，讲故事也不行，但西方擅长的，就是传播和传播技术，这一点，他们确实比我们强。施拉姆在“文革”结束后从香港访问大陆，他这样给中国介绍经验：你们放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为了显示新中国有尊严，不是为了向世界显示中国放了个大铁鸟围着地球转，而是要通过中国卫星普及教育，搞现代化。

后来，我国开办广播电视大学，成立广播电视部。事实证明，没有一个注册学生的广播电视大学，效果很好。美国用卫星向第三世界发展战略，中国用广播电视推行“四个现代化”。于是，宣传与新闻，都插上了传播的翅膀。

总体来说，意识形态工作，包括宣传、新闻和传播三个方面，不能单打一。

那么，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呢？今天看来，我们的传播能力，特别是技术能力并不差，手机用户，世界第一，媒体融合发展，一直在大力推进。但是，要知道：搞意识形态工作与搞北斗系统不是一回事，技术手段有了，关键是要传播什么，如果没有政治，没有思想，没有价值观，没有路线，没有价值观斗争的意识，离开了理，离开了真理，即使有了上天入地的技术手段，那还是不知道要传播什么。

如果搞传播的就是一门心思搞技术，搞新闻的就是挖空心思讲故事，如果对于什么是理，什么是真理，既不知道，又不关心，那么，在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之间，在思想上、真理上，就容易成了人家的俘虏。

反过来说，如果搞宣传的以为自己真理在握，大块文章乐未休，结果却是不接地气，不懂传播，不讲故事，写出的文章谁也不想看，甚至自己也不看，这就是有理说不出，说出推不开，这种空谈，早晚有一天，要走向理屈词穷。

不能学会了传播技术，丢了政治宣传，这属于捡起了芝麻，丢下西瓜；也不能西瓜芝麻都要，偏偏又忘了讲好中国故事。意识形态工作十分难做，宣传、新闻、传播，什么时候抱成一团，成为一个整体，我们就算克服了形而上学，而学会了辩证法。

【韩毓海: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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