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特别是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顶层1%人群所占份额的急剧上升，引发了有关不平等原因和恰当政策应对措施的激烈争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教授劳拉·泰森认为，真正驱动不平等扩大（尤其是在未来数十年里）的力量应该是技术变革和全球化，这些变化使劳动者的日常工作任务越来越多由可编程的机器完成。

在新书《皮凯蒂之后：不平等研究的新议程》中，他们指出，在未来数十年里，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将被智能机器取代，可能使工作生产率更高的人与工作岗位不再被需要的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

下文节选自《皮凯蒂之后：不平等研究的新议程》

部分有删改

技术是繁荣的源泉，也是不平等的推动因素

在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以激情结合严谨，皮凯蒂探讨了他眼中导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在过去半个世纪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扩大的主要因素。

我们赞同他的许多分析，却认为存在一个严重缺陷：没有足够重视技术变革及其推动的全球化在过去几十年对不平等扩大的影响。

技术是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繁荣的源泉。但计算机和数字技术革命在许多方面同样是不平等的重要推动因素：更有利于技能劳动力而不那么有利于非技能劳动力；增加了资本所有者相对于劳动力的回报；促成或加速了全球化，削减了中等收入员工的就业岗位和工资增长，尤其是在制造业与可贸易的服务业；扩大了超级明星和幸运者的收入优势；给极不完美的制造了租金收入，等等。

这样的进步归因于诸多因素。

在机器人领域，传感器技术的发展让机器能够感知和响应环境，从而扩展了它们可以活动的范围。

增材制造技术（additive manufacturing，即3D打印）能够取代劳动力，减少原材料浪费，降低定制化成本，有利于按需生产（而非根据预测安排生产）。

不过最惊人的飞跃还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如今的机器能利用学习算法和高速网络接入大库，主动掌握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而无需算法去指示它们具体该如何。

随着智能机器的能力提高与应用普及，它们将给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带来挑战。

在这个体系中，大多数人靠着出售劳动力获取收入，当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群体，无论其受教育水平如何，在技术上变得冗余，或者其收入不足以实现社会接受的最低体面标准时，会出现什么后果？

技术、全球化与收入分配

我们认为，发达经济体在过去30年的收入与财富分配趋势，同这些经济体及其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剧烈变动有关，原因是技术和全球市场力量发挥了强大的共同作用。

技术因素同劳动节约型和技能偏向型数字技术及资本密集型技术的扩展密切相连，全球市场则源自供应链的全球化，源自技术进步及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作为重要参与者加入日益联系紧密和竞争激烈的世界经济。

这两个因素彼此独立，但又互相关联、互相强化。

网络信息技术与经营创新给复杂的全球供应链管理增添了新工具，让企业可以迅速而低成本地安排、监控和协调距离遥远的生产。这使世界范围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更容易得到利用，继而加大了发达国家的企业及其员工面临的竞争压力。

皮凯蒂的宏观模型没有区分不同类型的劳动，但这对于理解工资不平等背后的影响力不可或缺。

在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常规工作被技能偏向型和劳动节约型技术取代，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高技能、高工资的非常规工作与低技能、低工资的非常规工作同时增长，而中等技能、中等工资水平的常规工作减少。

另外，技术进步似乎也导致了上个10年非常规脑力工作的增速放缓。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近期的一项成果，人们目前从事的45%的工作已经能用现有的技术实现自动化。即便是技能要求与工资水平最高的那些职业，包括医生、律师、CEO和金融市场高管，都有相当比例的工作可以实现自动化。

技术导致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两极分化，是不同岗位和技能的工资增长状况的潜在影响因素。总体上，与技术相互补充或者因技术而得到改进的技能的拥有者总是收获了最大的工资涨幅，哪怕是在整体工资增速很低的时期。

技术、不平等与政策应对

总而言之，技术变革的客观因素成为市场导致不平等扩大的主要驱动力，市场造成的财富与收入不平等可能会在今后几十年继续扩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政策对更平等地分享技术进步的收益无能为力。

已有大量文章和著作讨论抑制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政策措施。由于本文的焦点是分析技术及其对不平等的影响，我们不会提出详细的政策建议，但我们将简要探讨皮凯蒂的著作及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的著作提及的三个政策领域：教育、累进所得税、社会福利与收入扶持。

· 教育

专家们达成的一个广泛共识是，此类政策必须从早期幼儿教育开始，并延续到高等教育、终身学习，以及提高人们职业转换灵活性的再培训机会。

然而，就未来需要哪些类型的教育和技能（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却分歧严重。这些分歧反映了不确定性：技术将如何改变职业岗位与所需技能以及改变速度如何。

按照乐观看法，许多中等技能的工作将依然存在，把可以利用智能机器帮助完成的常规技术任务同人力依然拥有比较优势的非常规任务结合起来。

例如医疗辅助类的工作，许多此类工作要求两年的高等职业培训，某些情况下还需要四年的大学学历。若干需要技能的交易、文秘或维修工作同样如此。

但也有理由担心，未来情景将不同于历史经验。有专家认为，机器人、机器算法和其他类型的自动化技术已经在吞噬很大比例的中低端技能工作岗位，并随时准备替代更多的高技能任务和职业，包括那些目前需要大学或更高学历的工作。

· 累进所得税

在对抗收入不平等的政策建议清单上，对顶层收入实行高税率的累进所得税排在前列。

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有现成体制，如皮凯蒂所述，累进所得税体制的创建确实是20世纪的一项重大税收创新，并在平抑收入不平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目前的政策讨论集中在顶层收入的边际税率是否应该提高及提高幅度上。

皮凯蒂认为，对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层1%人群适用的最优所得税率“或许应高于80%”，并断言这样高的税率不仅不会降低经济增长率，而且能促使增长成果被更广泛地分享，降低滑向寡头社会和另一个镀金时代的风险。

在皮凯蒂看来，顶层收入群体的资本和劳动收入不是来自技术进步收益的幂律分配，以及他们从不完全市场环境中攫取的租金。根据他的研究，顶层收入阶层的资本收入增加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逃脱的必然规律，即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顶层收入阶层的劳动收入则源于社会规范、公司治理实践、工会势力削弱，以及这部分人群借助政治游说使政策走向服务于他们的利益等。

· 社会福利与收入扶持

除累进所得税体制外，发达国家还提供了社会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险计划来缩小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并给国民提供医疗、教育和养老等不依赖其市场收入的关键社会服务，而非采用把收入从富人直接转移给穷人的办法。

随着智能机器变得更加强大和逐渐普及，市场经济的一个关键特征，即大多数人是依靠出售劳动来获取收入将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如果智能机器取代了很大一部分处于劳动年龄段的劳动力，使各种教育和技能水平的人无法获取足够的收入来过上体面的生活，会出现什么后果？

有专家提出了这一疑问，并呼吁评估“开箱即用”式的各种解决方案，包括用负所得税或基本收入给国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无论其就业状况或劳动收入水平如何。

归根结底，技术进步的收益是被广泛分享，还是集中到极少数人群手中，并不取决于智能机器如何设计，而是取决于如何制定适应新机器时代的明智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