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教育之窗】 作者：伍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邓莉，系副教授） “到哪里去找回我们在信息中丢失的，到哪里去找回我们在知识中丢失的智慧？”美国作家艾略特（T.S.Eliot）这句诗道出了信息、知识与智慧之间的关系，也暗示了它们各自的价值。任何事实、描述、观点和意见都可以被认为是信息，但只有那些有充足证据或理由支持的、真实的信息可以被认为是知识。 1.信息与知识的关系 批判性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理查德·保罗（RichardPaul）指出，我们必须将“拥有信息”与“拥有知识”区分开来。从信息到知识的转化，事实上暗含了一个批判性思考的过程，包括寻求可靠证据、有效推理和探讨更多可能性等步骤。不幸的是，这个过程经常被学校教育所忽略，很多教师是以传递信息的方式教授知识，学生只需被动地接收，不求甚解地将各种事实、观点、表述乃至解题方法储存在大脑中。只要在考试时能够顺利地把它们提取出来，教学就取得了成功。这样的教育方式不仅无法发展学生的高阶思维，而且会削弱甚至扼杀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OECD最近发布的全球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结果充分说明了学校教育这种消极影响，无论性别和社会经济背景如何，15岁学生在好奇心和创造力等方面的得分都显著低于10岁儿童，而且这已经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教育现象。 一些人声称，学校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传授知识”，但如保罗所言，很难想象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却无法独立思考。教育不应该只是一个将信息硬塞进人的头脑中的过程，而是应该有意识地教授批判性思考的方法和原则。保罗将“批判素养”定义为一种训练有素的自我引导和校准的思维方式，意在通过公正的方法使思考的质量达到最佳水平。他建构了一个批判素养的发展模型：首先，识别普遍的理智标准，即无论是任何学科领域、主题或问题情境，我们都追求达到这些标准（包括公正、清晰、正确、相关、准确、深度、广度、重要性、逻辑性）；其次，我们需要将这些理智标准运用在评估和规范思维过程的各种推理要素（包括设定目标、提出问题、运用信息和概念、做出推断和假设、思考意涵和结果、建构观点和意见），比如检视自己在做推断时是否合乎逻辑，能否从多视角出发免受偏见和利益的影响；最后，这种反思和内省的训练将培养和增强个体的理智品质（谦逊、同情、自主、正直、勇气、坚毅、自信、公正等），这些品质使学生能够成为一个理性、公允、果敢且负责任的公民。我们或许很难对艾略特所讲的“智慧”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但批判素养应当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2.知识的发现者和创造者 批判素养在认知上的重要作用是促使学生从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知识的发现者和创造者。当今学校教育过度迷恋信息传递，其原因可能不是它们更有价值，而是由于这是一种更简单的教育方式，在教学上更容易掌控，其结果也更容易通过纸笔考试去测量。任何以“知识”传递有助于提高学业成就为理由的辩护都可能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考试本身就被设计去考查学生知道什么，而非他们的思维能力。当学生的头脑储存了越多事实性知识时，他就越有可能在考试中脱颖而出，但这些知识很可能是惰性和僵化的，既无法帮助我们应对实践中不断浮现的新问题和挑战，也无法帮助我们从汹涌袭来、真假难辨的信息浪潮中获取任何真知灼见。 相较之下，批判素养显得尤其重要，其基本预设是知识带有社会建构性，因而要求学习者会从多个领域或视角出发思考和分析问题，检验每一个知识主张背后的证据或预设，审视推理的过程是否符合理智标准，通过不断证伪发现和创造有意义的新知。这也是现代科学知识增长的基本模式。 批判素养也是阅读素养最核心的部分。保罗认为，如果我们不把阅读材料当作是确凿无疑的东西时，那么真正帮助我们理解的不是背景知识，而是背景逻辑。某本书的作者、战争爆发的日期、神话故事的人物、化学物的名称、物理现象，类似的琐碎知识数不胜数，一个人不可能把它们全都记住，而且这些浮于表面的东西对于深层理解也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否则任何陌生领域或主题的文章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不可理解的“天书”。 一个具备批判素养的阅读者至少会探讨四个维度的背景逻辑：一是观点的来源和证据；二是论证的结构；三是观点的意涵，即接受这种观点意味着什么；四是不同观点或概念之间联系、相似点与不同点。对于这些维度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厘清作者的基本思路，分辨作者的观点是否可信，并且快速掌握某一领域的基本逻辑与原理。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批判性思维能力较强的学生在学习其他学科课程时拥有更强的理解、分析和问题解决能力，从而有助于他们在学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3.知识关乎社会公正 发展批判素养才能带来真正的教育公平。核心知识运动的支持者认为，贫穷和弱势群体儿童在学业上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在学校之外缺乏习得主流话语和知识的途径，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偿措施，学校必须教授核心知识来维持教育公平。但这种观点忽略的一点是，这些儿童在进入学校时并不是一块白板，而是带着自己的身份和经验。核心知识教学在本质上是把他们的文化身份和先前知识看作进入主流社会的障碍，必须被根除和舍弃。他们要么抗拒学校教育并陷入学术失败的困境，要么逃离自己的原生社区和设法融入主流文化，而这恰恰是更大的不公和不平等的根源。在过去一百多年，类似的事情持续地发生在美国非洲裔和拉美裔儿童身上，即便有少数幸运儿成功地通过教育实现了阶层跃迁，他们也难以对这种系统性的“文化霸权”提出挑战。 阿普尔（MichaelW.Apple）、吉鲁（HenryGiroux）等批判教育学者提出，要真正改变这种局面，教师必须反思知识的合法性问题，即教授的是谁的知识，这是由谁以何种方式决定的，以对现实教育不公的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并敢于将这样一种洞见运用于教育实践中，比如把这些弱势所积累的文化和经验视为一种“知识基金”，作为课程和教学的出发点。教师还要通过培养批判素养为学生赋权增能，在未成熟的心灵中埋下追求公平与正义的种子，使这些未来公民能够批判地观察社会，在必要时有勇气和能力维护正义以及推动社会变革。这是一个漫长且艰辛的道路，自弗洛伊德事件以来，美国加强了强调共同核心知识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很多州颁布法令禁止公立学校教授“批判种族理论”以及使用其他非主流叙事的阅读材料，比如基于印第安人或黑人的视角书写的历史材料，这都显示了在学校教育中发展批判素养将会面临的强大阻力。 4.通过知识塑造的虚假美国 发展批判素养是建立一个道德、理性和开放的社会的基础。核心知识的倡导者认为，国家的每个公民都必须共享相同的文化素养、知识和语言才能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和身份。但如果缺乏批判素养，仅通过将特定的知识与话语神圣化，通过某种宏大叙事来塑造意识形态，以此达到维持社会秩序与控制的目的，那么教育很容易成为滋长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温床。更甚的是，很多文化观念或“知识”本身是建立在偏见或歪曲的事实之上。 保罗描述了美国教育经常向学生灌输的一些带有偏见的主流文化观念和话语：美国是受上帝眷顾的“山巅之城”——在国内，美国是最自由的，并且提供了最大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追逐自己的“美国梦”；在国外，美国是热爱和平与支持人权的文明灯塔，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干预”只是为了帮助那些被独裁统治的人建立一个更民主的政府，即便这些人尚未觉醒和理解民主的好处。这些观念和话语被新闻媒体进一步放大，并深深地植根在美国人的头脑中，造就了一个自大、好战和轻视他国的美国。当这些基于偏见的文化观念被当成是真理、不加批判地接受，那么学生就很可能沦为被政治力量随意利用和操纵的工具。 诚然，每个社会都不可避免会有一些文化观念建立在偏见、误解、仇恨或刻板印象之上，它们也很可能是构成某种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成员。大多数人也习惯于顺从群体所施加信念、规范和行为方式，因为这是在群体中生活最安全和舒适的方式。但如保罗所言，文化观念并非固定不变的，我们需要在维持群体中心思维与追求独立良知之间取得平衡。只有具备批判素养，我们才能够把有偏见的部分从我们的思维中分离出来，超越自己所属的群体去思考。随着社会整体批判素养的提高，越来越多人开始拒绝盲从，并批判地检视这些落后观念，它们就会逐渐被人们从社会的文化词典上移除，人们也会对哪些价值和信念真正值得追求形成新的共识。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道德和理性水平得以提升，身份认同的内涵得以更新，社会也会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18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