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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发生的杨改兰一门六口自杀案，发生在甘肃省康乐县，上个月告破的白银市连环杀人案，也是在甘肃。
我这里不是要开地图炮，只是这两个惨案让我想起了一个甘肃籍的同学。在大学里某次寻常的宿舍夜谈时，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甘肃某县城，有一个卖猪肉的屠户。从毛主席号召不分回汉，“养猪积肥”开始，这个屠户就在县里卖猪肉。猪肉当然只有汉民吃，回民不吃。屠户的猪肉铺子就在自家门口，街坊都是汉民，不过离回民的聚集区也不远。
到了九十年代，回民的聚集区有了一点扩张。在他周围有几家林林总总的清真餐馆。那时候穆斯林确实是很温和、爱好和平的宗教，并没有谁上门拉着白色的横幅，说这个屠户卖猪肉是破坏民族团结。
但是偶尔还有些回民小青年来挑衅，尤其是一个独居的破落户。此人没有正经工作，也不去清真寺做功课，回汉都嫌弃。但是他总会借口屠户的屠宰影响到他家，要讹一点肉回家，讹回家了就径直煮了吃。
屠户被人讹了肉，周围的汉人群众并不帮他。因为这个屠户总缺斤短两，但是无人敢说。只能眼看着他整天对顾客板着一张脸，凶巴巴挥舞着他的剁骨刀，咔嚓、咔嚓、咔嚓。
突然有一天开始，大家觉得屠户不再缺斤短两了，不但对大家笑脸相迎，而且走之前总会向顾客的袋子里塞上一块肉作添头。屠户说这是傻狍子肉，东北来的，让大家尝尝鲜。
甘肃人哪里吃过狍子肉，连傻孢子走路都没见过，只觉得这个狍子肉很酸，不好吃，有的家买回去放了很重的调料吃了，有的家买回去直接扔掉喂狗，就是喂狗，有的狗闻了汪汪叫两声，不吃，有的狗汪汪叫两声，吃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发现那个讹猪肉吃的回族破落户好久不见了，有人报了警，警察来街坊挨家挨户做调查。调查到一位80多岁的老人，经历过民国九年海原大地震之后的饥荒。他说他孙媳妇儿煮了这狍子肉给他吃过，他说那是人肉，但是家里人说他老糊涂了，没人信他。
于是案子破了，是屠户杀了那破落户，把肉一条条切下来给大家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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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可怕啊，你吃的肉里面竟然有人肉”，这个甘肃同学一边讲一边用书脊梆梆梆地敲着床腿，敲得我们毛骨悚然。就像昨天你听到杨改兰杀掉自己四个孩子的事情觉得毛骨悚然，然后在朋友圈把《盛世中的蝼蚁》这篇文章转到了10万+。
“你喝的水里面也有人血”，我很快回过神来打破了宿舍里沉默。心里想的是，你的家乡有如此骇人听闻的故事，我如果讲不出来一个岂不是很没面子？
我的家乡在河南南阳，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渠首，那两年本地新闻中出现最多的字眼就是，“确保一渠清水送北京”。
我讲的艾滋病拆迁队的故事就发生在南水北调的背景下，这是我过年回家从出租车司机那里听到的。小城市的出租车司机不比北京，不会给你讲什么胡三赵四的国家大事，但是他会告诉你这些年突然有谁挣了大钱，换车、换房，换老婆。
这个艾滋病拆迁队的故事太血腥暴力，又匪夷所思，为了避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以在此略去一万字。
我的加入调动了整个宿舍的积极性，当天晚上变成了十日谈的现场，《沙坪坝悍匪周克华前传》、《荆门车匪路霸传奇》……这样聊着聊着，大家不但不感觉恐惧了，甚至有一点兴奋，为自己家乡的暴力更残忍、更高级兴奋。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那时候有微信公众号，当天我听到的每一个故事，都有可能变成10万+。比如这样的标题《车轮下的蝼蚁》，《周克华被击毙那天晚上，我在沙坪坝》。
这不就是我们这些微信公众号的生存之道，把城市中产、伪中产没有见过的暴力、贫困、愚昧、迷信撕开来给他们看，吓唬他们再不努力就有可能跌入这样的地狱。
从前的专栏作者写得逻辑矛盾错误百出，就是一篇用来吸粉的寻常10万+，从前的特稿作者写得起伏跌宕回味无穷，就是一篇可以卖电影改编权的10万+。
天涯已经成立影视公司把当年的十大杀人案都拍成电影，说是要打造超级IP。但是白银凶杀案破案后，《烈日灼心》的导演曹保平却说，“我一定不拍这个案子，热乎的都是狗屎，得等它凉一凉，谁爱吃谁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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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中国，如果在底层寻找暴力、愚昧、贫困和迷信的热翔，拿到内容创业的风口上吹一吹，就能成为一门好生意。我想当年我们的宿舍，至少在那个夜晚应该估值2000万吧。
但是这不能改变，在中国广袤的中西部农村，暴力、愚昧、贫困和迷信有其不死的土壤。从八十年前萧红写《呼兰河传》里面的“团圆媳妇儿死了”，到二十年前曹乃谦写《到黑夜想你没办法》里面的“二楞疯了”。这两本书不是针对谁，而是说在座所有的底层批判文，都是垃圾。
杨改兰所在村子不是没有扶贫款，甚至不是没有民主和程序正义，剥夺她家低保户资格的，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村干部和全村人都可以参与的“民主评议”。
只是自古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如今中产伪中产的人文关怀迈不出高铁沿线。早一年前农村电商也是风口，那时候马云说要村村通淘宝，刘强东带着奶茶回宿迁老家拜年。然而那时候我就听到过投资人的吐槽，创业者说的都挺好，就是自己不愿意下乡。
所以我们疯狂转发的朋友圈，只能在我们的世界里打转，对于杨改兰和下一个杨改兰，并没有任何帮助。不过没有帮助甚至不是最坏的，强势文明向弱势文明输出道德标准，往往还会引发灾难。
还记得被环保主义者视为圣经的《寂静的春天》，这部作品推动全球禁止使用DDT杀虫药来保护鸟类。环保当然是发达国家的政治正确，然而到了2000年7月，《自然》发表的一篇文章，因为30年来地处热带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儿童由于缺乏廉价杀虫药每年因为疟疾死亡近百万，
“相当于每天都有7架坐满儿童的波音747失事。”
要是真有这么多飞机失事，这能写多少篇10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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